社區發展季刊

新貧（New Poverty/New Poor）是個包羅萬象的概念，但主要係指涉在特定時空脈絡下，典型或傳統貧窮型態的轉變（Kessler & Virgilio, 2005）。也由於此詞彙在運用上所涉及的或有關連的現象多元──包括對傳統貧窮概念的認知轉變、結構變遷對貧窮的影響、貧窮人口的組成改變等──致使其意義相當地模糊。一般稱那些因重大事件而落入貧窮的人為「新貧」，而所謂的「重大事件」則包括：經濟危機、恐佈攻擊與自然災難等（Malik, 2001）。這些重大事件通常會導致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體制與結構的改變，影響整體社會，並將民眾推入貧窮境遇中。當然如此說法，依然有相當模糊性，因為上述所泛指的重大事件也好、結構與體制的變遷也好，對於民眾貧窮風險的影響並不僅止於1980年代之後，例如：19世紀工業化時代，帶來都市化與工人階級的貧困化，皆是結構轉變影響貧窮的重要例證。且既為「新貧」，那麼一定有對照組「舊貧」，但到底何謂「舊貧」，兩者分野點何在？新貧新在那裡，有那些新特質呢？以上疑問或許沒有固定答案，或者說依國家而有不同的答案，但西方福利國家卻似乎有志一同的以福利改革來因應之。

自19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開始進行一系列福利改革，如：福利促進工作（Welfare to Work），或責任福利（Workfare）等措施來因應新型態貧窮問題。此項福利改革最大特色為領取福利資格的改變，在原來基於公民資格條件上再加入需符合工作要件（Work Requirements）的但書；福利權也因此由以往基於公民資格地位（staus）而取得之應享權益（Entitlement），轉變為以社會交換契約（contract）為基礎，需均衡權利與責任間的互惠性關係（Reciprocity between Rights and Duties）的有條件式權益（Kildal, 1999; White, 2000）。此一福利理念其實深受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影響，實際政策內涵也因此相當程度地反映了保守主義所持的正義觀（Justice）──公民權（Citizenship）的底線就是權利與義務兩相權衡（reciproc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政府應該透過政策來強化此種美德，或至少不反其道而行（Anderson, 2004）──，並且成為近年來西方國家主流福利思維。與新貧概念一樣，西方福利改革思潮近年來也漸漸地被引入臺灣，除受到臺灣學界重視外[1]，對臺灣近期大型福利方案亦有一定影響（如大溫暖計畫）。

學術這一行不可免俗的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加入一些新術語，用以更精準或更貼切的反映各時代的獨特社會問題。但不容否認的是，每個新概念形成皆奠基於特定時空脈絡之下，西方的新貧與福利改革理念亦無法免除此項條件。再者，所有新概念皆無法割捨不掉既有概念，甚至僅是既有概念的重新整修包裝而已，即便如此，我們仍可視為這是一種創新，在經濟學大師Joseph Schumpeter用語下，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即是一種創新，舊概念新裝何嘗不是呢？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新貧」概念是否真的有助我們描述與剖解當下的社會問題？抑或，它僅是一個學術產業生產體制下的一個過渡性產品，大家高興地說說而已？

上述問題或許又是沒有答案，本文也不期待可完整回答上述疑問，本文僅期待藉由以下討論能達到芟繁就簡的目的，可適度地澄清新貧成因、因應新貧的政策及政策理念預設合理性等三項問題。希望這對臺灣相關社會福利研究及仍不建全的社會福利制度，能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以下我們將先檢整新貧成因與因應新貧問題的政策，然後檢討批判這些為新貧政策辯護的理念，最後則回歸到臺灣實際脈絡，討論研究成果對臺灣社會福利政策可能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