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由於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變遷之獨特性及影響力，也使得其社會福利政策及社會工作專業之發展，與其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環境之間有著特殊相關性。回顧香港一九九七年之前，由於她的「殖民地」及「資本主義」本質造成其特殊政經社會環境背景，故有林林總總的名稱，如：資本主義的象徵、國富論的實踐場、沒有政治的經濟都市、行政主導的政治體、開明專制的殖民地統治、香港福利模式─社會政策為副，經濟發展為主、英式的殘補性殖民地福利發展模式及資本主義下的社會福利等等。

對於香港獨特的政經社會變遷環境，林昭寰及周永新（一九九八）分析自二次大戰後至一九七○年代期間，指出雖然英國統治的手法及具體方針常有所變動，但因為港英政府的「殖民地本質」在百多年來未曾改變過，社會福利發展的理念至少有三個特點是貫徹始終的（林昭寰、周永新，一九九八：五）：

(一)港英政府清楚地知道香港只不過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儘管她有長遠管治的企圖，和自以為是的法理基礎（即三條不平等條約，[1])，但是，在民生政策上甚少有長遠規劃，更不會透過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動去達致宏大深遠的社會理想或藍圖。

(二)港英政府除了要向宗主國作出某種程度的利益輸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保證香港的財政開支不會構成英國的負擔。所以，多年來她一直堅守「量入為出」的原則，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成長，則主要倚靠於經濟發展的剩餘。

(三)港英政府並非是一個民主政府，在政制上港督幾乎擁有獨裁者的權力。然而，基於英國人本身較為開放的政治文化和香港本土複雜的政治環境，港英政府在戰後基本上是實行「開明專制」的懷柔統治，對民間疾苦並非完全不聞不問，而是選擇性地、因時勢作出回應。

對於香港社會文化政治的環境，劉兆佳（一九九三）提出「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Minimally-Integrated-Social- Political System）的概念來解釋香港自戰後至七十年代高度的政治穩定狀態。而所謂的低度整合，主要是從兩方面來講：一是政府與社會處於隔離的情況，彼此相安無事；二是社會由「家庭群體」（familiar group）組合而成的，如核心家庭成員、近親、遠親或姻親等基本單元，彼此互不往還。在這個體系中，由於低度整合的狀態，政府是政治領域的支配者，不受體系內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干擾；而支配著民眾行為則是所謂「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即家庭優先及功利至上。由於社會政治動員的力量很弱，縱有青年騷動或社會運動，也不會發展成為持久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但在七十年代後的經濟急速成長，社會變遷的步伐加速，香港已經由低度整合的社會，發展成為高度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而支配民眾的行為也由「功利家庭主義」轉變為「利己個人主義」（egotistical individualism）。如此之轉變蘊涵著兩個意義：一是香港華人的物質功利主義不變；二是家庭凝聚力減弱、個人主義抬頭（張德勝，二○○○：二三六─二四三）。這樣的意涵也正是典型資本主義之影響所造成的。

換言之，在香港獨特的政經社會變遷環境，經濟得到充分發展成為典型的資本主義，政治一直都是由英國人掌握著呈現穩定狀況，但社會文化環境則是盛行物質功利主義及個人主義抬頭，家庭凝聚力也隨之減弱。到底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與其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的關係是如何？回顧香港社會工作之所以能迅速的發展時，阮曾媛琪（一九九九：四四二）即指出：

「在過去幾十年，香港的社會工作發展可說是取得了極驕人的成就，而其發展速度亦是鄰近國家所望塵莫及的。香港的社會工作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與香港過去幾十年所經歷的獨特政治、經濟、及社會變遷是息息相關的。」

由於香港社會工作的發展與香港獨特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變遷有著特殊的相關性。因而，本章主要是希望透過鉅視觀點了解港英政府時期香港的獨特政治、經濟及社會文化環境之主要影響因素為何？又是如何蘊釀出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契機？故本文的安排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藉由工業主義邏輯（Logic of Industrialism）觀點的討論，探索香港資本主義為主的經濟制度下，為何社會工作的發展會是必然的制度或是副產品？第二部分闡述香港政經環境下的社會工作，以了解香港資本主義下的社會工作情形及社工如何在政治上成為一股新興的力量。第三部分是探究香港社會文化環境下的社會工作發展情形，尤其是家庭結構、人口結構的變遷、社會各界關注的特殊議題及對象（如老人、新移民、青少年等問題）等議題，與社會工作的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