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晚近，有許多研究不約而同的探討經濟重建與經濟全球化對先進國家內部所得分配與生活品質的衝擊（Castells, 1989; Sassen, 1991; Mingione, 1993; Marcus, 1996; Walks, 2001）。美國學者Sassen（1991）即指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造成產業從製造業到服務業的轉變、惡劣服務工作的擴大，以及非正式就業的增加。這種模式的發展是世界普遍趨勢，尤其造成先進工業國家經濟體制中的製造業勞動率下降，工業再配置或轉移至低薪資成本國家，而經濟體制中的其他部門，特別是服務業，則呈現成長趨勢。自一九七○年代中期以來，失業率較先前二十年還高。同時，政府也試圖透過公部門支出的降低與稅收政策來維持或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

然而，單是全球化並不能視為決定日益不平等模式的唯一因素。反之，無論在加深或減少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上，政府政策及其決策過程均扮演一種重要的中介角色（Hamnett, 1996: 1423-1424）。雖然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變遷方式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們的確可介入並決定用怎樣的經濟重建方式來影響國民生活。在檢證澳洲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辯論上，全球「福利國家」與經濟重建間的關聯，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重要起點。與其他先進國家經濟體制一樣的，過去二十年來，澳洲也受到全球重建，亦即經濟、科技與社會轉變叢結的深遠影響。然而，澳洲情境是受到澳洲特殊經濟全球化特性、特殊福利改革體制，以及全球經濟重建對澳洲經濟體制之特殊衝擊等因素之形塑。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澳洲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間的辯論關係，論述焦點則擺在澳洲處於國際脈絡下的全球化衝擊、福利改革的推動、福利與經濟發展的辯論，以及澳洲福利與經濟辯論經驗對於台灣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所具有的政策意涵之啟示與省思（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