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發展季刊

　　《社區發展季刊》長期以深度論文回應政策與實務，但在變動加速的當代社會，往往難以及時捕捉現場正在發生的細微變化。「主題座談」因此成為一個重要補充：在學者與實務同行者之間建立流動的對話，使研究、經驗、制度觀察與第一線的複雜性得以在同一空間裡交會，提供比指標或法規更貼近生活脈動的理解。

　　本次座談聚焦「成年初顯期」，由國立臺北大學社工系胡中宜教授主持，與談者包括國立政治大學社工所楊佩榮教授、家扶基金會周大堯執行長、善牧基金會侯雯琪副執行長，從研究到實務多面向回應此一生命階段的現象與挑戰。

引言：在青春與成年之間，打開「成年初顯期」的提問

　　胡中宜教授首先回顧國外研究指出，自 2000 年前後起，「介於青少年與成年人之間」的這一段生命歷程，逐漸被提出、命名並討論，至今已發展二十餘年。過去發展心理學對 12–18 歲青春期的界定相對明確，然而高中畢業到大學畢業、甚至進一步延伸三十歲以前的這段過渡期，無論在研究視野或實務介入上，都較少被研究。

　　胡教授指出，若從實務端回望，這個「空白地帶」在臺灣的服務體系中亦相當明顯，不少 NGO 在兒少階段投入大量資源，但 18 歲之後的服務，往往只在「有明顯經濟困難或暴力等高風險」時才得以銜接；對於介於 18 至 24 歲，甚至延伸到 29、30 歲、已不再是兒少、卻又未真正穩定就業與自立的一群人，整體社會支持與政策設計仍顯不足。

　　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本場論壇將討論幾個關鍵問題：

1. 在研究與實務的視角中，如何重新理解「成年初顯期」這一段生命歷程？——它不只是「青少年晚期的延長」，而是具有獨特發展任務的一個階段。

2. 當代臺灣的社會與勞動環境如何形塑這一代年輕人的成長路徑？——包括高等教育普及、就業型態「非典型化」、以及疫情與 AI 等外在變化，如何讓生涯路徑變得更不確定。

3. 現行政府與民間方案多半以「救助」邏輯為主，是否足以支撐年輕人走向自立？——這也牽動後續政策該如何從單純補助，轉向「能力建構」與長期陪伴。

　　帶著這些提問，四位與談人從不同角色出發，共同回應座談大綱四個面向：發展需求與任務、當代挑戰、現有方案與成效，以及未來在政策、實務與研究上仍待完成的工作。

成年初顯期的發展需求與任務：在不一致的節奏中尋找新方向

　　「成年初顯期」之所以值得被獨立提出，不只是因為其介於青春與成年之間的曖昧位置，更因為青年在此階段面臨的任務、限制與條件，呈現出高度不一致的節奏。這種不一致，是研究者、實務者共同觀察到的現象。

　　楊佩榮教授從發展理論的角度切入，青春期尚可以生理變化作為分界，但成年初顯期沒有單一的年齡尺度可以衡量。青年從教育體系進入社會的時間並不一致，有人升學，有人就業，有人打工與就學交錯並行，甚至因家庭責任必須延遲升學或中斷學業。對弱勢青年而言，「節奏不一致」更為明顯，他們的生活步調往往由外在環境形塑，而非由個人選擇主導。因此，成年初顯期的理解必須是「脈絡化」的，而不是以單一標準衡量是否成熟、是否準備好成為「大人」。

　　從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PYD；正向青少年發展）視角來看，成年初顯期最核心的發展任務，是「進入職場、進入社會」。這並不是指青年必須立即就業，而是指在此階段要逐步累積成熟的基礎能力──自我管理、人際互動、解決問題、建立責任感與自信、理解自己的行動如何影響他人等。這些能力的累積，往往需要在生活的真實互動中反覆練習。

　　胡教授則延伸了這項討論。他指出，成年初顯期的起迄並無一致標準，反映出「個體差異巨大」的現實；既然難以以年齡作為精準界線，此階段更應以「任務」來看待：青年在此時期大量進行探索、試驗、調整，而這些探索的過程，也可能形塑後續發展的核心優勢。

　　在此基礎上，他引入實務經驗作為補充。多年來，他與青少年就業方案合作，接觸到的大多是「不再升學、卻也尚未站穩社會」的青年。他們表面看似已成年，實際上仍帶著青少年末期的脆弱與局限，缺乏基本能力的累積，使得「從探索走向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在這些現象之間，有一項較為明確的共通性：成年初顯期是「轉換」的時期，而所有發展任務都與此轉換息息相關。

　　然而，正如研究者們反覆指出的，這些任務在臺灣青年身上往往因外在情境而變得更加複雜，而人際互動、合作、衝突處理、共同達成目標等能力，恰恰是成年初顯期進入職場時最具關鍵性的基石。

　　在此觀察中，成年初顯期的確立不再只是「一段年齡區間」，而是一段需要理解其脈絡、節奏與任務的生命歷程而在如此變動的環境中，青年究竟面臨哪些挑戰？

成年初顯期面臨的當代挑戰

　　當代青年不僅在過渡期中前行，更是在一個「快速加速的不確定年代」裡摸索。疫情、資訊時代與AI技術、家庭脆弱性、價值觀變動、網路世代的文化差異，全都疊加在 18 至 29 歲之間這個本就缺乏制度支持的階段，使得青年在走向成年之時，所面臨的挑戰都更加深沉且複雜。

　　胡教授以疫情作為切入點，並從大學端的實際觀察說起：2020 年後入學的學生，從高中開始就被受到疫情影響，長時間切斷了面對面互動的經驗，進入大學後依然承受許多陣痛與副作用。最明顯的，是原本蓬勃的社團活動全面下滑，僅剩少數仍能維持運作。學生在此期間錯過的，是衝突處理、合作、人際互動、共同達成目標等原本應在社團自然培養的能力。這些空缺不只是「活動少了」，而是使青年在面對未來時喪失了練習的機會，甚至錯過了認識自己、與他人磨合的基礎。

　　然而當疫情逐漸退場，另一股更劇烈的變動隨即攀升。「AI」的出現。AI的風行不只是技術革命，而是直接改寫了青年對於未來的想像。過去的生涯規劃仍有一定可預測性，學生在實習階段大致能想見自己畢業後的路徑；然而在 AI 帶來的取代與重組陰影下，許多行業看似在短時間內就可能消失，在自我探索尚未成熟之際，卻被迫面對比上一代更嚴峻的就業考驗。

　　然而，「不確定性」還來自更深處的結構與現實。周大堯執行長從實務現場提出另一層脈絡——「家庭」。尤其是弱勢青年，往往來自原本就「脆弱」的家庭環境，經濟狀況不牢固，情緒壓力沉重，也缺乏支持體系，而疫情與數位化轉型則更加凸顯、放大了讓原本就脆弱的情境。例如，許多家扶服務家庭本身就以非典型就業為主，疫情後的衝擊使收入更加不穩定，進而再次影響孩子的學習、自信與生活軌跡。

　　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中成長的青年，往往同時存在著其他層層疊加的困境，例如身心狀態、人際衝突、學習困難、家庭壓力、就業問題……這些議題彼此牽動，只要拉動其中一條，其他也會跟著浮現。這也是為何成年初顯期在弱勢青年身上特別艱難，因為他們的起跑點常常已經比人落後一段，而這段差距並非個人努力就能彌補。

　　在脆弱性的基礎上，青年所處的「價值環境」也正在快速變化。周執行長提到，一個近年來在第一線大量出現的現象，是青年高度強調「做自己」。在網路世代裡，資訊取得快速、觀點流動強烈，青年更願意表達內在需求，也更相信應該忠於自己的想法。然而這樣的文化，形成不同世代之間對工作的想像不同，進而誘發組織裡衝突的可能，這也將使得青年在職場的適應更加複雜，增加了「不確定」的來源——他們不確定如何平衡自我與工作，不確定主管期待，不確定自己是否適合在這種結構下生存。

　　侯雯琪副執行長則從心理與關係層面補上另一個重要面向。她指出，青年需要透過「連結」來認識自己，而連結不只是與他人互動，也是與自己的連結，是從關係裡認識自我、理解需求、學習照顧自己的過程。然而疫情將實體互動切得破碎，使青年原本就有限的關係經驗更加稀薄，這也讓他們更難在關鍵轉折中獲得支持。不論是面對自我認同、職涯迷惘，甚或尋找「我為什麼要活下去」的答案，連結都是重要的感受來源；但疫情後的真實社交機會受限，使青年更容易陷入孤立，甚至缺乏在現實情境中練習同理、合作與互相依存的機會。

　　胡教授綜合四位與談者的觀察，指出成年初顯期所面對的挑戰已遠遠超越個體層次，而是科技、疫情、家庭、身心狀態、職場文化與世代價值共同交織出的複合式困境。疫情讓關係斷裂、能力缺席；AI 讓工作版圖快速變動；家庭的脆弱結構在外力衝擊中更加明顯；而青年自身也在身心、價值觀與職涯間承受多重壓力。每一個變項都可能影響他們的未來，而這些變項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在青年尚未穩固的生命階段同時傾向他們。

　　而成年初顯期本來就是一個變動性極高的階段，如今卻在多重外力之下被推向更高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既來自環境，也來自尚未完全成形的自我，使得青年在尋找方向的過程難以穩定。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脈動裡，成年初顯期的討論更顯必要——因為理解不確定性的來源，才有可能為下一步的支持與政策找到落腳之處。

【更多精采的討論議題，請見下篇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