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為一種容器：《異常的正常家庭》
「正常家庭」的意識形態，是指將雙親與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視為理想家庭型態的社會、文化構造和思考方式。對外，它將其他家庭型態視為「不正常」並加以歧視；對內，則由父權制的位階支配家庭。藉由過度強調所謂的正常性，導致家庭徹底成為一個壓迫與歧視的空間。——〈前言 渺小的個人，巨大的權利〉
《異常的正常家庭》的作者金熹暻，曾任韓國社會、文化線記者，亦曾加入國際兒童救護組織，長期關注兒童權益的問題，本書以韓國社會中「父權文化」對家庭的「正常／不正常」定義為出發點，看見在家庭場域或關係中，女性乃至於子女受壓迫的處境。她認為，「所有社會問題均是家庭問題」這句話完全是韓國的社會寫照，這也讓極度競爭的社會環境、極端的「家庭主義」、脆弱的家庭關係、受壓迫的女性或子女之間，醞釀出更多有關暴力、侵害或更多更嚴重、或更加難以挽回的悲劇。
本書共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以「子女是我的所有物？」的疑問出發，探討「親權」的實踐，她指出「過度保護或疏忽，源自將子女視為所有物」，當子女成為「物」的象徵，而非「人」時，許多關於人權的維護，也就很容易在「為你好」、「保護你」這類親權無限擴張下，遭到漠視或捨棄。金熹暻認為，「體罰」是一個觀察父母對待孩子的態度，如何過度為社會整體樣貌的例子，她最為直截有力的論述為：「允許體罰的社會，意味著孩子不是一個完整的人，同時也認為他們必須經歷某種程度的痛苦，才有獲得社會成員的資格」（58），仍舊環繞在子女應作為家庭的中心，且不應將其視為父母的所有物的核心思想。
然而，韓國社會中對「正常家庭」和「不正常家庭」的定義，可說是壁壘分明，這也讓未婚生子、收養或寄養家庭、有色人種家庭等這類非屬「正常家庭」的子女處境更為艱難，本書第二章揭示「家庭外，唯有『正常』才是自己人」的社會現象，凸顯了他們在家庭內、外所受到的雙重壓迫；問題是，誰定義了正常或不正常的家庭型態？這是本書第三章提出的疑問與更深入的討論，金熹暻指出，固然在現代社會下，家庭價值必然產生變化，且不同國家或社會環境下，這些變化的速率不盡相同，而「家庭價值觀」（包含家庭、結婚、同居、離婚、性別角色的價值與態度）也會因族群、國情因素，有傳統保守或自由開放的差別；但家庭作為每個人、每個個體最早接觸或進入的社會場域，它所感應到的社會型態變化，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強烈且直接，金熹暻用「近代化的壓縮」（159）來形容這種現象，因為以父系血緣為中心的儒教家庭規範的演進，跟不上快速的近代化、都市化、產業化的社會型態變動，使得韓國社會反向地維護家庭主義的發展，將其視為「守護個人的唯一堡壘」（160）。本書第三章就分析了這樣的社會現象，在高壓競爭的環境下，韓國父母將家庭的命運賭在子女教育上，這一方面讓家庭主義益加朝向極端發展，另一方面也讓韓國家庭「正常本性」，成為代代相傳的、永恆的追求。
金熹暻在本書第四章提出了幾個難解議題的解方，例如體罰與管教的關係、家庭的解體或分離及其不能割捨的連結；韓國社會將公共性議題，推向家庭教育或家庭關係的養成，原本是希望家庭功能能夠成為社會資源，同時也是韓國「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架構，但作者提出「集體性」的概念，她認為「家庭的包袱必須轉移到社會上」（224），惟有將個人的問題（包含養育、教育、生存議題）作為「社會問題」，而非單純作為「家庭問題」，「家庭」才能夠恢復民主關係，增強對自主性的尊重，亦才能在感性上，成為具有支持的、愛的場域。
臺灣和韓國相近地，在少子化、兒童虐待、殺子自殺、國際收養等問題，都面臨嚴峻的挑戰，兩國的近代化進程相似，所面臨的家庭關係及親子關係，也有能夠相互借鏡的部分。《異常的正常家庭》一書是以實務工作者的角度，揭露了「家庭」為何竟成為社會「危險因素」的過程，畢竟，家庭中的子女關乎整個社會發展的未來，如何讓家庭回歸到真正的「正常」樣態，或許也是應被關注，同時也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推薦撰文｜洪敍銘
【書籍資訊】
作者／金熹暻
譯者／簡郁璇
出版／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4
ISBN／9789571377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