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或迴避：社會工作與政治能力提升——政治意識與政治倡議（上）
社會工作主旨在於實踐社會正義，幫助人們解決社會問題並為弱勢者代言和發聲，其專業範圍除了提供社會服務外，還包括向立法及行政部門倡議。然而，近年研究文獻指出，社會工作者越來越少探討社會工作與政治相關的議題，以及也越來越少挑戰那些與他們使命背道而馳的價值觀和目標。因此，本主題報導邀請4位具有豐富專業背景、相關研究以及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一同針對此項議題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及討論。
首先，擔任本次主題討論主持人，目前任教於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照顧社會工作系的曾華源教授（下稱曾教授），向與會者拋出了他的提問：「傳統的社會工作者很少談政治，但是一旦涉及社會正義、資源分配、政策法規，就必須面對政治；政治運作勢必得正視利害相關者之間不斷的協商與衝突。因此，作為專業社會工作者究竟如何在政治現實和專業倫理之間取得平衡或妥協？」
政治是追求「次佳利益」的共識
現任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理事長的溫信學博士（下稱溫博士）分享協會經驗，表示長年來協會秉持學術及實務界的專業，積極參與政府召開的會議、民意代表舉辦的論壇或直接與民意代表接觸。每當要表達倡議前，都會針對該議題準備好國內外的客觀研究資料作為輔佐，才能讓關鍵人士、決策制定者、政黨領袖支持協會提出的理念。溫博士強調倡議時，若過分堅持「最佳利益」，常會造成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因此，尋求「次佳利益」的觀念是很重要的。
由於協會成員多由第一線醫務社工人員組成，協會內部對於各項議題及政策倡議的討論方式，也都著重於實務面向是否可行。因此，就算政策頒布的結果只達到「次佳利益」，協會也都會以「實務可行性」來調整執行方向。自1981年協會成立以來，歷屆理事長都秉持如此一致的協商基準，使協會能團結一致向外爭取最多資源。
不能期待公共政策是理性決策
現任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的劉淑瓊教授（下稱劉教授）則提到自己在大學就學期間，擔任系內「社區工作團」團長時，觀察到社區裡檯面上檯面下湧動的權力結構運作，可說是一個啟蒙。畢業後在行政院研考會工作的經驗，理解到從主政者宣示的施政重點到預算的編列，都在形塑著社會工作實踐的優先性與深廣度；她用「恩怨情仇」來形容社會工作者對政治的複雜情緒。
如何讓弱勢群體的聲音被聽見？劉教授表示，過去我們可以訴諸情感，然而在現今環境下，如何讓自己的訴求具有正當性與說服力，成為一個具有社會公信力的倡議團體，真的是一門很大的學問。25年來，醫改會一直自我要求「證據說話」，所以劉教授表示每一次接受媒體訪問，或是在政府的重要會議中發言，內容一定要反覆查證，確保表達的精準度。倡議團體的信用積累十分不易，一旦發言失準，極可能帶來無法想像的殺傷力。現今社會多元、網路盛行，民團進行各種倡議時，幾乎毫無例外地會遭到網路霸凌。某些人士為獲取流量或保衛個人及團體利益，躲在鍵盤後面使用卑劣仇恨文字極盡能事攻擊倡議者、模糊倡議主題，混沌是非。劉教授表示：「不理性對話的網路生態是不健康的，對於勇於看見問題並提出倡議的人，更是不公平的。」
現實上各種負面經驗讓社會工作者們普遍覺得「政治很骯髒、齷齪」，而不願觸碰，但我們必須承認，社會工作者服務對象的需求能否被政府看到，能否被設定為施政重點、優先挹注資源，經常是政治決定。例如受虐兒議題較容易獲得社會大眾的重視，但相對地，精障者、受刑人的人權卻很難說服大眾重視，從而影響政治人物的資源配置。處在多元思維與多元利益的糾葛漩渦中，劉教授以「溫和堅定」自我期許，時時自我提醒把大是大非與小我感受分開。若非必要不引戰，不言語挑釁，充分運用社工專業，認真聆聽、誠懇對話，透過有效溝通促成改變。
政策倡議影響的是一個世代
在體制外推動青少年倡議工作超過20年，現任監察委員葉大華（下稱葉委員）表示世代爭議過去不被視為重要議題，但隨全球化發展及高齡少子化，長照需求、生育紅利、移民政策成為政治決策者必需面對的議題。政策的改變最直接影響到的，將會是所有社會工作者和一整個世代。在勵馨基金會服務7年多的經驗，讓葉委員強烈認知到跟不同單位溝通、碰撞、磨合是社會工作的藝術，必須不斷觀察誰是反對你的，誰是支持你的，而要有好的結果，就一定得讓反對你的人變成不再反對。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是葉委員出社會後參與提出的第1個倡議案，當時的她拿著民間的法案版本去拜會每位立法委員，最終促成法案的通過，讓兒童權益得以被重視及保障。在倡議的過程中，葉委員表示曾收到寫有很強烈言論的明信片或是打來罵人的電話，起初很沮喪，但冷靜思考後認知到這些人之所以如此生氣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法案可以有效究責加害者，並真正保護到受害者。因此，更加深了她推動該法案的信念。葉委員說：「我認為社會工作就是在解答尋找解決社會不公平的答案。」
經過3位專家的分享，主持人曾教授表示任何專業實踐都不可能是非政治性的。在時代高速改變的現代，政治道德與政治倫理成為了新時代社工教育的關鍵。但現行的社工教育體制該如何調整，這些調整又是否會對社福領域產生衝擊？將是接下來的討論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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