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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社會工作的基石與價值——邱汝娜老師專訪

  邱汝娜老師,是臺灣社工建制過程中的重要推動者,她以基層服務為起點,面對不同公部門領域的挑戰,數十年來歷經了臺灣社會工作不同的「年代」;這些歷程無疑是艱辛,卻也是成果豐碩的,邱老師用她的生命經驗,見證了社工概念的起步、成長、改變與轉換。

臺灣社工建制的前世今生

  距今50年前的1970年代,臺灣的「社工」概念大抵上由國外引進,在實務上,也較缺乏本土性的觀點,在大專院校的課程中,也尚未從「社會學」中獨立出來。邱老師回憶當時的東海大學還只有社會學系,社工課程起初是由美籍外師全英文講授,似懂非懂地摸索社會工作的專業領域與價值。

  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講究「服務使用者觀點」,但早期的「服務使用者」,幾乎與「病人」(特別是無健保)劃上等號,即特別關注的焦點,是在「社會救助」的領域,也有人戲稱社工是「social walk」,社工員就是「social walker」(社會行走者),以此形容社工員總是來回奔波、救苦救難的身影,可見早期對社會工作認知上的不足之處。

  臺灣社工的建制,一直要到1970年代後期,才有比較明確的發展與體系建構。在此過程裡,特別要感謝徐震、白秀雄、王培勳、李鍾元、廖榮利、張秀卿、江玉龍等前輩的鼓吹與倡議,以及幾個縣市社會科的先行實驗;1979年時任臺灣省府社會處的許宗德處長力排眾議,於省府委員會通過「臺灣省社工員制度」,社工在社福體系中才終於有了正式的角色,臺灣的「社工發展」才算是邁開了一大步。

  在這樣的歷史回顧中,邱老師認為早期臺灣的社工被期待為「全方位社工」,仍以「社會救助」為核心,以老弱婦孺等相對弱勢族群為服務主體,從個案、團體服務到社區工作都要「十項全能」;對比當代的社工,強調的反而是「專精化社工」,社工發展與走向也因服務對象的不同,不論是兒少、家暴、身障、老年、婦女……等等,都進入高度專業化的分工模式。誠然,以「服務使用者」為主體仍然是穩固不變的宗旨,不過在社工在社會福利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任務、期待及其相應的教育訓練上,與早期已有很大的不同。

  在邱老師的人生歷練中,她31歲進入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服務,當時在以「救助」為核心的觀念下,積極建立救助系統、推動社區基礎建設;後轉任臺北縣政府社會處後,藉著組織改造的契機,致力推動「社會福利基礎建設」,她常與醫院或民間單位合作,對內也透過跨部會資源的整合,積極地爭取可利用的空間,如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五股老人住宅、五股庇護工廠等等,以及與耕莘醫院合作的「日間托老」服務,在當時都是非常創新,卻又是真正能夠實踐社會福利服務的作為。

  1997年邱老師轉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儘管是一種專業領域上的新挑戰,她仍秉持著「做對做好(do right, do good)」的信念,希望能夠推動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政策,例如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其施行細則的制定與推動,即是正視社會結構因素,並彌補因社會結構所造成差距的與時俱進之改變;隨後邱老師再轉任內政部社會司,遭逢SARS疫情,她同樣能夠保有冷靜、清晰的思路,提出了「社會補償」的規劃。這些無比艱辛的披荊斬棘過程,在邱老師的闡述中卻閃耀著的光芒,點滴在心頭,卻又照亮著臺灣社會工作的前進道路。

邱老師轉調內政部時,原民會同仁致贈的感謝牌,傳達了誠摯的肯定

對臺灣社會工作的持續投注

  邱老師60歲轉職美和科大社工系副教授兼系主任,64歲自職場退休後回到高雄,當時臺灣老年人平均「臥床期」是歐美國家的好幾倍,而「臥床期」對長者及其照護者來說都是長期的折磨,對於社會資源也造成不少消耗,因此開始推動「健康老化」的觀念,鼓勵老人家走出家門,參加各種學習、運動、社交活動等等,除了能夠達到延緩失能的效益,也能再創生命價值,減少社會負擔。

  邱老師創立「台灣百香果創齡協會」,利用自有空間提供健康老化的服務,她笑說,「百香果」必須放到表皮有些皺褶時才是最甜的,以此比喻「人老了,皺紋多了,內心仍要甘甜」,也因此更要學習放下、「活在當下」。協會舉辦多元的活動項目,例如讀書會、電影欣賞、歌唱班、排舞班、桌遊班、英文班、手機班、編織班,也定期有各種健康有關講座、郊遊,組織出非常熱鬧的大家庭,從中看見老年人的歡笑,也發現彼此間能夠產生相互支持的力量。

  邱老師說,在帶領讀書會時,也讓我看見老年人的憂鬱傾向,老年憂鬱的問題頗為複雜,目前僅能依賴醫療體系治療,社工的專業可能還無法順利介入,因此,邱老師至今仍陪伴著憂鬱傾向的長者,並協助協會翻譯出版了《靈性評估——社會工作與心理服務領域的應用》一書,她認為這是臺灣老人社會工作中愈來愈可見的需求,也是能夠持續發展的面向。